张可从艾滋病病房出来之后，主动要求到了归属于佑安医院的北京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但是并没有被安排具体的工作，等于是被挂了起来。“领导说，如果我再往河南跑，就扣掉我的工资和奖金。”张可为此不止一次向医院写检查、写保证，但每次“保证”之后不久，他又跑到了河南，那里似乎对他有一种磁力。

　　五年多来，由于张可主要的精力花在了河南的艾滋病疫区，他丢掉了晋升的机会，五年前，他是中级职称，现在他还是中级职称。他的同事大多已经是硕士、博士，要么也是主任医生了，而他五年来原地踏步，但他从不后悔，“医院不让我上班了，正好给了我机会。”

　　五年来，张可没有向医院和国家申请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在后来，他的工资和奖金真的被扣掉了一些。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英艾滋病合作项目、澳大利亚联邦国际艾滋病组织的直接和间接帮助下，他断断续续获得了一些前往河南调查的费用。“我有时为别的科研部门打工挣些到河南去的路费。”

　　“河南没有独立应付这场人道灾难的能力。”张可在河南调查期间，了解到河南为应对艾滋病防治，向重灾区派出了医疗队，“但很多人根本不是搞艾滋病的，有些人对艾滋病是什么还都不知道。”他怀疑这样的做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河南非常缺乏治疗艾滋病的医生，能够带学生的恐怕只有两个人。”

　　从2003年开始，张可开始把重点放到了对河南艾滋病重灾区的乡村医生的培训上，他在北京前后培训了三十多位乡村医生，成为了当地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还以为是卫生部让我这样做的，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他还把两个县的卫生局长请到北京听了他的课，使这两位局长对艾滋病的防治有了重新认识。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冷漠的心态，许多人面对河南这场巨大的灾难无动于衷，好像与他们都无关一样。”张可试图改变许多医学界人士和政府人士的这种心态，2003年，他开通了一个名为“援助河南”的医疗网站。2004年4月，张可搞了一个“援助河南医疗小组”，遗憾的是，除了几个学生志愿者，只有一位医生响应了他的行动。

　　张可想在短期内做成一个对河南“对口支援”的农村医疗组织，在有过一次医疗队的经验之后，已经有几个医生主动找到了他，要求参加他下一次的行动。

　　“大城市有很多闲置的医疗资源，而农村地区占有的医疗资源可能不到全国的八分之一，我们是在用百分之一的医疗资源应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疾病。”张可想把大城市的医生和专家发动起来，组织成医疗队，前往农村传染病重疫区，“现在没有一个桥梁，老一代的医生中有很多人愿意出力。”他的设计类似于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中国，恰好缺少这样的医生组织，“这可能是我下一个五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