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防艾宣传终于确立了符合国情的主题，而中国的行为干预正在走向深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行为干预专家 吴尊友博士

    让男性厂长、经理、老板这些“桥梁人群”在注册公司和每年纳税的时候接受艾滋病强制预防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潘绥铭

    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医疗技术问题，还有社会公正和关怀能力问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李楯
    
    每位1000美元的注册费没有挡住华人进入此次大会的脚步。7月12日晚，曼谷蒙通他尼国际会展中心2号小厅里，许多中外记者是站着参加长达4小时的华人卫星会议的。会议主持人、中科院院士曾毅说：“我们本该申请更大的会场。”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细述了本届政府的作为和历届政府所作努力的绩效。他最后提到NGO（非政府组织）时说：“只要你说得对，就按你说的办！”这番话，鼓舞了在场的许多人，包括去年在清华大学与克林顿握过手的HIV感染者宋鹏飞，他目前是一个艾滋病民间组织的负责人。

    当许多尖锐的发言过后，他温和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应该考虑艾滋病感染者的需求，而不是让政府难堪。”

    2003年9月是一个转折点，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作出五项承诺，其中包括向河南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在这样一个时段，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显得更乐于建言。

    同时，在这样一个为华人搭建的平台上（据了解，已足足筹划了两年），也能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譬如来自吉林的艾滋病感染者夏淑青讲述了她积极自救并担起艾滋病关爱组织的故事，譬如自费从台湾赶来参加会议的一位男士发言说：“我是感染者，我有幸能得到治疗，我希望大陆同胞也都能。”在美国费城医药科技大学工作的王美龄副教授表达了“依赖国际是不可靠的，要靠我们自己”的观点。

    行为干预比宣传更迫切

    “过去的9个月里，中国取得了许多里程碑式的进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行为干预专家吴尊友博士说。2003年12月，******总理访察地坛医院，同月，吴仪副总理访察河南，她随后出现在湖北，与专家讨论安全套的问题。

    2004年2月，国家成立了艾滋病工作委员会，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形象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吴尊友带领大家回顾了艾滋病在中国的发现历程：1985年，中国报告了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1989年，报告了吸毒者中艾滋病的流行；1995年，因为采血浆造成艾滋病在河南的大流行，同年报告了首例云南省以外的静脉吸毒者中的艾滋病感染者；1998年，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区报告了艾滋病的感染病例；200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报告了吸毒者中艾滋病的感染。

    事实上，中国从1982年就开始了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吴尊友在12个省份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6742名受访者中，81％的人接受过艾滋病教育，50％的人看到过宣传材料，36％的人观看过公益广告《飘动的红丝带》。调查数据表明，城市的知晓率高于农村。

    问题在于，中国的宣传教育基本集中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香港智行基金会干事杜聪告诉记者，2003年12月1日这天，国内有关艾滋病的报道达200多篇，是平时的百余倍。

    另外，吴尊友说，宣传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大部分感染者来自农村；宣传的主题基本上是跟着国际走，比较单调，有些未必符合中国的实情。然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03年9月以后，国家出台了许多新政策，这使得宣传更加务实，找到了中国自己的主题，并从城市走向农村。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将工作的重点从大面积的宣传教育转向针对目标人群的行为干预。吴尊友说，行为干预正在走向深入，譬如今年4月，云南、河南、安徽、湖北、广西先后设立了8个美沙酮替代门诊。跟踪表明，已有600多名吸毒者接受了维持治疗。虽然美沙酮替代只对口吸者有效，但口吸者占整体吸毒人群的一半，这些门诊只要能够紧紧抓住这个群体，还是能够发挥相当的作用的。

    从地方来看，云南省已经以省长令的形式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内含六大工程，其中就规定了针对高危人群的安全套推广及美沙酮替代。从整体来看，******总理在7月9日发表的为15届世艾大会所作的讲话中，也在六大防治重点的第三条强调了“加强行为干预和综合防治，提高艾滋病防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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