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从29日起，本报开始了与江西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的合作，以媒体的责任“牵手红丝带”。为此，我们找到了濮存昕，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防艾形象大使”，他健康、亲和、阳光、负责的形象，让许许多多人战胜了恐惧，消除了误解，勇敢地伸出双手，或是回归社会继续与病魔战斗，或是用点点滴滴的关怀温暖他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形象让我们“牵手红丝带”的宣传活动更富感召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抗击病魔与关怀病人的行列中。

      濮存昕将自己的漫画像印到安全套上，向人们宣传预防艾滋病。

 
　　本期人物：濮存昕，著名演员，2000年受卫生部之邀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这是他的另一个终身职业。

　　24日13时许，趁着在人民大会堂排练的间隙，濮存昕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你说我是作秀就是作秀，因为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我要起宣传作用，要让我的宣传有影响，就必须用我的精力、我的生命和真诚来作秀，这一点我并不避讳

　　记者：我们知道你去年年底完成了一部新戏《G弦上的咏叹调》，这也是一个与防治艾滋病有关的题材，能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吗？

　　濮存昕：这是中国人口宣教中心策划的，估计今年年底会播出。主要是反映4个年轻人面对艾滋病这个社会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思考和行为，也揭示了一些有关毒品和性等方面的问题。我是策划者之一，演配角，饰女主角的父亲。这是一部“青春片”，因为年轻人特别需要了解艾滋病，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想把相关的知识在青年中普及，而用文艺形式来做宣传教育，其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在担任防艾形象大使后，连续出演了多部有关艾滋病的电视剧，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份，你对戏的选择与以前有所不同？

　　濮存昕：不是。我接戏的计划一般是头一年就安排好了，临时是插不进来的。况且不是所有关于艾滋病题材的作品都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没有水准的我也不会接。

　　记者：有一个问题也许有些不礼貌，有人会认为，你与艾滋病人握手、在一起包饺子是作秀，你怎么看这事？

　　濮存昕：你说是作秀就是作秀，我要作大秀，使劲地作秀。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我要起宣传作用，要让我的宣传有影响，因此，就要用我的精力、我的生命和真诚来作秀，这一点我并不避讳。把艾滋孤儿接回家住，去艾滋病患者家里住一天，这是为什么？其实不就是作秀吗？但是，通过作秀，大家看到濮存昕和他们一块吃饭、一起包饺子没有问题，和他们交流、拥抱也都没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歧视他们？你说我是表演就是表演，因为，我的一生中就是戏如人，人如戏。

　　我就是一个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不叫大使。没有任期，终身职业，如果做不好，要被辞退

　　记者：你5年前开始担任防艾大使，当时为什么会选中你？

　　濮存昕：就是卫生部来了个电话，我就答应了。国家邀请你来做这件事你能不做吗？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为国家尽责，要有社会责任感。我是会为了一句口号就去做事情的人。

　　记者：那之前你对艾滋病的了解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

　　濮存昕：什么都不了解，只是通过媒体知道有这么个词，知道它在美国、非洲、缅甸等地存在而且很可怕，但对中国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到了卫生部一听，才知道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接下来，专家再给我讲课，让我知道了艾滋病并不可怕，每个人都有能力去预防它，因为它是一种行为疾病，行为规范上能做好就没问题，我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

　　记者：听说当时你的任务就是拍一个广告。

　　濮存昕：对。就是这么简单，用我的名义参加一些活动。在我之前，费翔已经做过了，我不是第一个。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参与者，那么多专家、医生、护士和艾滋病感染者都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努力，自己才刚刚参加进来。

　　记者：那么，你这个防艾大使的职责是什么呢？

　　濮存昕：坦率地说，我就是一个宣传员，不叫大使。我觉得宣传员这个称呼比大使更通俗，更直接，老百姓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我们叫预防艾滋病宣传员。

　　记者：有没有任期？

　　濮存昕：没有任期，是终身的。如果做得不好，他们可以辞退我。

　　记者：这和你在舞台、荧屏上扮演角色就大不相同了。一部戏拍完，你最终会走出角色，但防艾宣传员的这个角色现在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走不出来，它给你的生活、工作会带来影响吗？

　　濮存昕：这件事是我必须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我的努力和收效就是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有时候甚至比演员濮存昕印象还深刻。当然，要做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首先必须做一个好演员。因为我们的参与，传媒才能更有兴趣和有新的角度来传播防治艾滋病的知识。同时，我才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使这种传播更轻松。我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像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还能代表中国去希腊举奥运会火炬，我很知足。我其实不只是无私奉献，我得到的东西更多。

　　我邀请了一个15岁的艾滋孤儿来家作客，他告诉我将来想当警察，我说你一定行。这个希望是他自己点燃的，旁边的人得给他焙火添柴，帮助他去实现梦想

　　记者：听说前几天你邀请了一位艾滋孤儿到家里作客？

　　濮存昕：是第二届“阳光下我们一起成长”夏令营。去年第一届有77个孩子，我只是请了其中15个孩子到我家吃饭，没有在家里住。今年一共有82个孩子，我们策划把孩子们领进家门，北京有82个家庭接待他们，目的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家的空间。我邀请的是一个15岁的男孩，来自云南，父亲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母亲自杀了，父亲去世后，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的孩子，到家里看到那么多记者，他还给大家让座，吃完饭抢着拿碗去厨房洗碗……他的这些举动，会让你发现不能毁了这孩子，要关心他，给他希望。

　　他说将来想当警察，我说你一定行，我会帮你，我相信他很少跟人表达过这个理想。希望是他自己点燃的，边上的人得给他焙火添柴，帮助他去实现梦想。

　　这孩子很拘谨，我们给他弄了一桌饭菜，他不吃，他根本不适应这种吃饭方式。他甚至不愿意在我家上厕所，他觉得这么干净，这么现代化，甚至连坐式马桶他都是第一次见到。但他很自尊，为了少上厕所甚至不太喝水。可惜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太短暂，才一两天，但是这个孩子已经肯说出心里话，肯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还一起去沈阳参加活动，住在一个房间里。

　　开营仪式上，我讲过同在阳光下成长，不只是他们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通过了解他们，我们城市里的每个家庭对中国贫困地区的人都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付出了爱心，收获了快乐和满足。我很满意我的女儿能和他相处得很好，她从美国上学回来，他们之间的生活环境有天壤之别，但人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我们必须和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合作，让他们也承担起关爱社会、关爱健康人群的责任。所有感染者最终最高的任务，应该是由衷地喊出“感染到我为止”

　　记者：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你认为艾滋病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冲击？我指的不是身体健康上的影响，是对整个社会观念的影响。

　　濮存昕：太多太多了。因为艾滋病问题不仅是疾病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艾滋病现状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为什么用“关键”这个词？2002年我在巴塞罗那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观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会像1998年洪水一样，灾情一定会来临，那就是被感染人群的发病期和死亡期，结果就是艾滋孤儿的出现，我们现在感染的速度比以前慢，但是发病，死亡，孤儿的形成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可是我们做好了应对措施没有？抗灾抢险的队伍成立没有？我们国家这几年有了很大改进，宣传教育公开化、普及化，志愿者越来越多，但做得还远远不够。

　　面对这些，我宣讲预防艾滋病的时候，总会说：“预防艾滋病，全民参与。”我们必须和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合作，让他们也承担起关爱社会、关爱健康人群的责任，所有感染者最终最高的任务应该是由衷地喊出“感染到我为止”。我们面对他们，眼里、心里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们国家公布了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当国家公务员，这是政府部门在做表率，那么我们的公司、工厂、社区就更不应当拒绝他们。

　　记者：以我个人的认识，我认为艾滋病最可怕的地方是迫使我们面对过去一直不愿甚至不敢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吸毒和卖淫，我们必须正视他们，甚至要由憎恶转向同情与关怀，这是否是对传统文明的巨大挑战？

　　濮存昕：很多人问过我，那些犯错误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不值得同情，我们为什么还要尊重他们？其实不能这么想。因为我们是以社会的名义、国家的名义、社会进步的名义参与艾滋病问题的讨论、思考和志愿活动，不能从个人的好恶出发。你可以不和他们交朋友，但要尊重他们，与他们合作来共同完成社会的转变，承担预防艾滋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中国人那么成功地解决了人口问题，迅速地控制和解决了非典传播，这说明我们是有能力的。这种信心要建立到他们（艾滋病感染者）身上。

　　记者：你作为防艾宣传员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以你这些年的宣传经验，对媒体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宣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濮存昕：特别希望媒体用更大的空间来宣传这件事。所谓更大的空间就是更系统化，要整合力量，资源共享。比如说，你们江西做了，但别的地方却很难分享你们的资源，媒体应该有互通的东西。包括艾滋病网站，一般人不爱进入，怎么才能有一个谁都知道的名牌版块，让全国各地的内容都汇聚在这里。我去年的政协提案已得到响应，今年搞了一个艾滋病题材的全国电视媒体展映活动——“中国抗击艾滋病20年成果”，现在专家看了3个月都没看完。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也好，媒体也好，应该系统有效地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并得到采纳。